声明:本文来自于（ID:hnssghyxh.com）授权转载发布。

1月1日上午，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博物馆前，观众排起了长队。博物馆推出背诵《尚书·尧典》或《五帝本纪·尧》全篇免门票活动。“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一名小学生用时1.5分钟挑战成功，赢得大家鼓掌称赞。

“陶寺遗址有不少考古发现与这两篇古文记载相契合，希望通过背诵经典的方式，让大家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了解陶寺文明的独特魅力。”临汾市陶寺遗址发展中心负责人成丽霞表示。

陶寺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聚落遗址，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之一，其考古新发现、研究新进展为古史探索提供了新材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连绵不绝特质的有力实证和生动写照。

不久前，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全面展现了陶寺遗址作为早期国家都城的璀璨文化和恢宏气象。

汇聚重点文物

从空中俯瞰，陶寺遗址博物馆外观呈“中”字形，象征着陶寺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作用。

步入大厅，两面大型浮雕墙映入眼帘，右边雕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个典型都邑遗址——良渚、陶寺、二里头、石峁的代表性文物，左边雕刻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元素。“整体表达的是站在陶寺看早期中华文明，再由中华文明看世界文明。”陶寺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甜介绍。

博物馆展厅面积约5000平方米，基本陈列以“光被四表 协和万邦”为主题，分为“文明蕴化”“煌煌都邑”“早期国家”3个单元，并特设考古专题展厅，汇聚陶器、玉器、铜器、漆木器等文物230件（套），生动展示了陶寺遗址在城址规划营建、手工业制造、艺术创造等方面的突出成就。

步入“煌煌都邑”展厅，一件玉璇玑引人注目，这是2024年陶寺遗址中期墓地新出土的文物之一。“它的外缘有齿牙，推测是用来观测天象的，具体功能还有待研究。”刘甜说。

陶寺中期王墓M22出土的圭尺首次公开亮相。这是一件黑、绿、红三色相间的漆木杆，与早期贵族墓葬M2200出土的立表配合使用，应是古代天文历法观测仪器。

展柜旁的电子屏上播放着用圭表测日影的演示动画：圭尺平放于地，立表垂直竖立，正午时刻，阳光照在立表上，投下的影子可用圭尺上的刻度测出长短。

《周礼》记载，建王都必在“地中”。圭表测量的夏至日影长度正是测定“地中”的标准。陶寺圭尺从头端到第11格刻度长39.9厘米，合陶寺1.6尺（专家研究认为陶寺1尺为25厘米）。1.6尺与《周髀算经》记载“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的“地中”标准吻合，说明陶寺已经存在“地中”概念。

展厅中还展出了铜齿轮形器（复制品）、沙漏（复原品）等器物，它们可能是计时的工具。有学者推测，陶寺先民已能精准管理时间与空间，为王权和社会服务。

彩绘蟠龙纹陶盘是陶寺遗址核心文物之一。陶寺遗址共出土4件龙盘，此次展出的龙盘原件出土于早期大墓M2001，是体量最大的一件。此盘褐色胎，器表灰色，内壁以红白两色绘蟠龙纹。陶寺龙盘纹饰具有以下特点：均是蟠龙，盘曲如蛇；身体上有鳞状斑纹，似鳄；口衔枝状物；有的头部两侧方形似耳，有的带锯齿状牙齿。

朱书扁壶是陶寺又一代表性文物。扁壶为泥质灰陶制成，是陶寺常见的汲水器，壶上有红色朱砂书写的两处字符。有学者认为这是文字，其中一个为“文”字，另一个字有“尧”“命”“邑”等多种解释；也有学者认为这只是某种符号。

展现都城气象

陶寺遗址1958年发现，1978年正式开启考古发掘，至今仍在持续。遗址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其中城址面积280余万平方米。

21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陶寺遗址确定了中期大城、宫殿区及宫城、仓储区、中期大型墓地等重要遗迹，其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更加清晰。

陶寺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文化遗存，大致经历了兴起、繁盛和衰落的发展过程。陶寺文化早期就开始筑城。到了中期，城址聚落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宫城继续沿用，增建了外郭城，城址面积达到280余万平方米，完成了由单一宫城向“宫城—郭城双城制”的转变。

陶寺中期城址复原模型沙盘前，通过空气成像技术，再现了陶寺城址的景象：“回”字形城址内功能分区齐备，城内西南部的手工业作坊区正在烧陶，河水潺潺流动，先民耕种劳作……

陶寺文化晚期，以陶寺为中心的政权被外部势力征服，有专家认为可能是被西北方向500公里外、以陕西神木石峁为中心的势力击败，大城城墙逐渐被毁，宫殿区衰败，仓储区已不存在。陶寺遗址逐渐成为普通聚落，并最终废弃。

陶寺先民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展厅里陈列着陶寺遗址出土的粟、黍、稻、豆等炭化种子，还有“仓储”窖穴、凌阴建筑、水井等复原图，体现了陶寺农耕文明的发展。“陶寺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酒器等，反映出当时农业丰收、物阜民安的社会风貌。”刘甜说。

陶寺文明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地位差异显著，阶级分化明显。考古人员在早期遗址4万平方米的墓地里发掘完成1309座墓，其中5座大型墓葬集中分布，有大量随葬品，许多小型墓葬没有任何随葬品。不同阶层的居住形式也有明显差别。展厅里有一组房屋复原模型，直观地展示了住所的差别：平民住窑洞或半地穴式单间，下层贵族的住宅是双开间浅地穴，王则在夯土台基上建立宫殿。

陶寺统治者“以礼治国”。在“礼乐文明”展区，摆放着铜铃、鼍鼓、土鼓、石磬等文物及复原件，激活多媒体设备，便能欣赏陶寺乐器奏出的悠扬乐音。

陶寺遗址出土了陶、玉、石、漆木、铜等材质的礼仪用器。展厅里有一件小小的铜铃，最宽处仅2.7厘米，对角长约6厘米，表面可见气孔。“这件铜铃不简单。”刘甜介绍，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复合范铜器和铜乐器。陶寺遗址共出土了7件铜器，属于不同器类，其中，铜铃和铜璧形器采用了复合范铸技术，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打下了技术基础。

在陶寺遗址大型墓葬中，1对鼍鼓、1件石磬、1件土鼓构成固定组合，在入葬时间相差100多年的墓葬里都出现了这样的组合，且数量和摆放位置一致。“可见陶寺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礼制，这是中华文明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甜说。

陶寺遗址已被确认是一处古国时代的都城，有最高统治者。不少学者认为，这里很可能是尧政权之都。据文献记载，尧都在临汾一带。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文献中的一些细节吻合，如观象台与“观象授时”、圭尺与“允执厥中”、鼓磬乐器与“命质为乐”等。

陶寺究竟是不是尧都？也有学者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阐释考古成果

刻有纹饰的白灰墙皮、灰陶材质的板瓦，展厅里这些建筑材料都出土于陶寺遗址宫殿区。

陶寺遗址有宫殿区、仓储区、墓地、观象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住区等明确的功能分区。其中，宫殿区作为大型都邑遗址最核心的功能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自2013年至2017年，历时5年的考古调查确认了陶寺遗址近13万平方米宫城的存在。2018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对宫城内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1号宫殿基址进行发掘，基本摸清了1号宫殿基址的规模、年代、堆积情况、布局结构等，对其性质有了初步了解。

展厅里以图片和模型的形式介绍了1号宫殿基址的情况：它位于陶寺遗址宫城内地势略高的东南部，大体呈长方形，面积近65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号宫殿建于陶寺文化中期，它是朝会布令的殿堂，还是祭祀天地祖先的庙宇，有待进一步考证。”刘甜说。

1号宫殿基址之上发现2座主殿、东侧附属建筑、中部庭院、东部疑似廊庑等，结构复杂，布局规整，在史前时期遗址中比较罕见。其主殿D1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

主殿D1坐北朝南，长约26.8米，宽20.3米，总面积540余平方米，其间残存3排18个柱洞，柱网结构比较清晰。初步判断，该建筑东西面阔7间，也可能分为东、西两个宫室，每个宫室均面阔3间，中间为过道。

主殿D1以东两米处，发现了一座面积约10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其东南又有两座面积四五十平方米的小型房址，西部发现一道夯筑较好的“U”形墙垣。它们都是主殿D1的附属建筑，功用还不太明确。“从这些发现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宫室建筑的雏形。”刘甜说。

1号宫殿基址出土了陶器、骨器、玉器、铜器等小型器物120余件。其中一件铜璧形器，形似玉璧，器体上有两周共28个小长方形镂孔，形制特殊，十分罕见。在叠压1号宫殿基址的陶寺文化晚期地层中出土了一件磨制精细的玉笄。专家指出，这类器物在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中比较常见，反映了陶寺文明兼收并蓄的特点。

在1号宫殿基址西侧还有2号夯土基址。2022年以来，考古人员对其进行发掘，大体揭露了该基址的面貌。2号夯土基址面积近600平方米，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延续使用至陶寺文化中期，晚期时废弃。在此发现规整灰坑3处，推测为祭祀坑、窖穴或蓄水坑。坑底发现残陶窑2座，印证了陶寺晚期该基址彻底废弃，成为普通生产生活区。2024年，在其西北角外发掘清理了8座小型墓葬，为一处陶寺文化晚期墓地，目前正使用科技手段进行族群分析，或对陶寺族群认同研究有重要意义。

探源中华文明

陶寺遗址博物馆开馆当天，“陶寺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襄汾举办，30余位考古文博专家齐聚一堂，探讨陶寺文明的内涵和意义。

“大规模的城址、宫殿建筑，出土的玉器、铜器以及写有文字的一些文物，都证明了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表示。

“陶寺文明在中华文明由多元迈向一体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海说。

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陶寺文明处于什么地位？这要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说起。

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围绕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大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

何以判断进入文明社会？不同于西方学界基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考古成果得出的“文字、冶金和城市”三要素说，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出了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

陶寺遗址发现了都城、宫殿、王族大墓、礼器等，已形成城市和阶层分化，初现王权礼制及早期国家的基本面貌。由此可见，陶寺遗址具备了文明起源的要素和标志。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显示：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其中，距今5800年至距今3800年为古国时代。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约为距今4300年至距今3800年。专家普遍认为，这一时期，之前较为发达成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进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发展趋势。

陶寺文明就处在这个阶段，广泛吸收多种文化元素。“M22墓中出土的玉琮、玉璧、玉钺、石钺以及玉兽面等，均非源于本地，而是吸收融合了红山、大汶口、良渚的玉器文化。”刘甜说。

陶寺城址总面积280余万平方米，现在只发掘了3万多平方米。目前，在山西省文物局统筹协调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山西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继续探寻陶寺遗址的文明密码。

2021年，陶寺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襄汾县宣传部部长李之炜介绍，当地将持续推进陶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示范区、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陶寺文化艺术创意园等建设项目，更好地挖掘、阐释、传播陶寺遗址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