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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1月22日电 题：中国西南滇黔地区何以自古传颂《孔子之歌》？

——专访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范丽珠、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陈纳

中新社记者 邢利宇

“因随孔子讲条礼往来，传到后代天地亮。”黔东南苗乡侗寨的侗族大歌《孔子之歌》，以生动质朴的语言和天籁之声自古流传至今。

2018年初，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范丽珠、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陈纳及其团队开始在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在当地大量鲜活的生活场景中观察到诸多与孔儒之道相关的文化符号。历史上，滇黔民众生活中的这些文化符号缘何而来？朝代更迭对于延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否有影响？范丽珠、陈纳就相关话题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通过在中国西南(滇黔)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您和团队发现当地民众生活中的哪些方面蕴含和体现了传统道德理想、价值取向？

范丽珠：2018年初，我们到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盈江县调研，当时印象颇深的是观察到傣族、景颇族民众的家堂中，大多供奉着“天地国(君)亲师”的牌位。

敬拜天地、祖先、圣贤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供奉牌位等是代表传统价值观的文化符号，寺庙、宗祠、神主牌更是传统信仰生活的组成部分。

随着我们在云贵地区田野工作的深入，观察到更多相关文化符号的存在。首先，供奉“天地国(君)亲师”牌位的不仅限于傣族和景颇族，同样存在于侗族、壮族、苗族、彝族、哈尼族、阿昌族、瓦族、白族等民族。其次，是体现传统价值观的家风传续。红河州建水县团山古村张姓始祖张福，明代时由江西饶州府鄱阳县入滇贸易，与当地彝族女子成婚，其后在团山建村繁衍生息，其家训是“一勤天下无难事，百忍堂中有太和”，延续了张氏的“百忍家风”。大理白族三坊一照壁的民居建筑，每家每户都把崇尚的家风题写在照壁上，将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理想、价值取向嵌入于现实生活世界。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源自中原的孔儒之道是如何跨越山川融入滇黔地区各民族百姓生活中的？

范丽珠：中国疆域广阔，源自中原的孔儒之道远播西南并融入当地生活，靠的是中原与边疆地区的长期互动，尤其是不同民族百姓间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近年研究认为，这些互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令传达、儒释道及民间信仰传播、军屯民屯、商贸往来等。

跨地域流动的群体扮演文化传播的行动者角色。历史上许多读书人因各种原因被流放边郡，士人们处江湖之远，所居而治、移变边俗。明以来流放贵州最有名的是在龙场悟道的王阳明。他身处彝、苗、仡佬等民族聚居区，因地施教、因俗化导，造就诸多地方人才，并在黔地发展出“黔中王门”的儒学流派。明清以来，大量来自江西、浙江、湖广、山陕、安徽、闽越、四川等地商人进入滇黔，他们也是促进文化在不同地区民众之间交流互通的重要群体。

中新社记者：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构筑，且内涵不断丰富。在您的研究中，对此是否有鲜活的例证？

陈纳：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景颇族百姓家里供奉“天地国(君)亲师”牌位的同时，在最为隆重的目瑙纵歌节中，人们在祭师带领下祭祀天地祈福。其他民族亦然。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辖天柱县尚存一百座左右的古宗祠，延续着每年农历“六月六”晒家谱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共享的信仰与仪式实践中不断得以巩固。

中国历史朝代更迭不断，但都是在中华民族历史框架内的整合和延续，并没有改变中华文明在地方上的建构与传续。一个典型例证是滇黔地区的文庙，有些始建于元朝，有些在明清两朝陆续建立。云南的第一座文庙由担任云南平章政事的赛典赤·赡思丁于1274年(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创建，红河州建水县文庙始建于1285年(元朝至元二十二年)，贵州最早的文庙兴建于明代，普洱市景东文庙建于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朝代更迭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时至今日，“耕读传家”的牌匾仍见之于西南地区的民居和庭院。

中新社记者：通过在滇黔地区持续的考察研究，为什么更加证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概念的提出，是源自中国实际？

陈纳：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证，与其早年在西南从事大量的田野调查分不开，他将观察到的多民族和谐相处的社会现象归纳为“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在滇黔民众的生活中，大量具体而微的事实都展示了不同民族的互动相倚、经济共生，重视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中华文明超越了社会阶层、地域和族群心理界限。

实践证明，简单借用外来观念、视角和理论，不能恰当地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和现实，而且难以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给予解释。我们需要有自己文化主体性的立场，从而走出源于西方传统的理论观念之桎梏，并摆脱相应的话语困境。(完)